刘因（1249-1293年）字梦吉，号静修，元雄州容城（今河北徐水县）人。“因天资绝人，三岁识书，日记千百言，过目即成诵；六岁能诗；七岁能属文，落笔惊人；甫弱冠，才器超迈”（《元史·刘因传》）。因家居教授，弟子造其门者，随材器教之，皆有成就。尝爱诸葛亮“静以修身”之语，名其居曰“静修”。刘因父祖本金朝人，故他自视为亡金遗血。元灭南宋，他屡作哀宋之文。其思想感情与元蒙一直格格不入。至元十九年（１２８２），有诏征因，擢承德郎、右赞善大夫，未几以母疾辞归。后朝廷以集贤学士、嘉议大夫征因，以疾固辞，认为“非如此则道不尊”。刘因曾与国子司业砚弥坚从游。初为经学，究训诂疏释之说，认为“圣人精义殆不止此”，及得周、程、张、邵、朱、吕之书，则曰“我固谓当有是也”。对于其学之所长，则谓“邵至大也，周至精也。程至正也，朱子极其大，尽其精，而贯之以正也”。可见其学以朱熹为宗。但他又不严守朱熹门户，每杂以陆学之自求本心。在天道观方面，他认为，“夫天地之理，生生不息而已矣”。这种“生生不息之理”包括自然与社会的成毁、代谢，这是“理势相因而然”，否则万物“不复生”，人之蕃衍的“生理”也就停止了。他将此种生生不息的变化归之于“气机”，“天地之间，凡人力之所为，皆气机之所使”。这种“气机”又本于无形不可见的“理”。他指出：“大哉化也，源乎天，散乎万物，而成乎圣人。自天而言之，理具乎乾元之始，曰造化。宣而通之，物付之物，人付之人，成象成形，而各正性命，化而变也。阴阳五行，运乎天地之间，绵绵属属，自然氤氲而不容已，所以宣其化而无穷也。天化宣矣，而人物生焉。人物生焉，而人化存焉。大而父子、君臣、夫妇、长幼、朋友之道，小而洒扫、应对、进退之节，至于□飞鱼跃，莫非天化之存乎人者也。”（畿辅本卷三）在心性论和修养方法方面，他认为“人欲化而天理，血气化而性情”，要将人欲化为天理，关键在自求于己，而“无待于外”。要改变人欲血气，须引发扩充自身固有之德性、善端。其途径则在于养气持守、不动心。“心之机一动而气亦随之，迫火而汗，近水而栗。物之气能动人也，惟物之遇夫人之气也亦然”（《文集》卷二十一）。实际是主张专务其静，不与物接，物我两忘。他认为，人在浩瀚无涯的天地之间，其形至微，其寿至短，故君子处世，不必慕外，非必用于世而取得官爵和治功，而主要在于立心之初，在于自身的道德修养。他指出：“君子立心之初，曰为善而不为恶，则其初心遂矣。夫道无时而不有，无处而不在也，故欲为善为君子，盖无时无处而不可，而吾之初心，亦无时无处而不得其遂也。”（同上）在论述道与物的关系时。他认为“道”是最根本的。“道之体本静，出物而不出于物，制物而不为物所制，以一制万变而不变者也”。而客观事物本质上则是“齐”的。如果加以人为，去“齐之”，“则不齐矣”，“犹之东、西也，东自东而西自西，固不齐也。然东人之西，则西人之东也，是曰东亦可，曰西亦可，则是未始不齐也”。人所见到的“东人之西，西人之东”，只是相对而已，此两者在对待中是同一的，是“末始不齐也”。故“不齐之，则物将自齐而平矣”。他看到了事物的相对性，但又夸大了这种相对性。上述观点，显然受到庄子思想的影响。在为学方面，刘因认为，人之生“材无不全”，后来所以不全，乃因惑于“异端”。故学者当求于“大圣大贤惠世之书”，即返求六经。他主张读书当先读六经、《语》、《孟》，然后依次读史、诸子。他提出，宋学本于六经，古无经史之分，六经中的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就是史。他又指出理学乃“自传注、疏释出”，批评“近世学者，往往舍传注、疏释，但读诸儒之议论”，主张读书“必先传注而后疏释，疏释而后议论”。其著作有《四书精要》、《易系辞说》、《静修集》等。刘因是元代重要的儒学代表人物之一。他的“古无经史之分”之说，对后来章学诚“六经皆史”的观点产生过一定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