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东山词》中的压卷之作，恐怕非这首闪耀着爱国主义光辉的《六州歌头》莫属了。关于本篇的写作时期与时代背景，向有大同小异的两种解说。二说都把它定在徽宗宣和七年（１１２５），亦即词人七十四岁，临死的那一年。不过一说为抗金而作，一说为抗辽而作，又略有分歧。据笔者考证，它实应作于哲宗元三年（１０８８）秋，当时贺铸三十七岁，在和州（今安徽和县一带）管界巡检（武职，负责地方上训治甲兵、巡逻州邑、擒捕盗贼等事宜）任上；而词的要旨，则与抗夏有关（详见拙撰《贺铸〈六州歌头〉系年考辨》一文，载《中华文史论丛》１９８２年第四辑）。西夏本是中国的一部分，党项族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之一。北宋建国初，党项族首领李彝兴接受了宋太祖授予的太尉头衔，并继续保留着唐以来的建难军节度使、后周以来的西平王等职称和爵号，他所统辖的地区，显然是隶属于宋朝中央政权的少数民族地方自治领。仁宗景五年（１０３８）十月，李无昊建国称帝，号为“大夏”，随后即不断入寇北宋，掳掠汉民族的人口、财物。这种分裂的做法破坏了民族团结，无论是给汉族人民还是给党项族人民，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。缺乏战斗力的宋军对付不了强悍的夏人，屡战屡北，朝廷只好向夏人岁纳大批银、绢，换取苟安局面。熙宁、元丰间，宋神宗在位，王安石等新党人物执政，变法革新，整军抗战，且能从战略角度考虑根绝西北边患问题，主动出击西夏党项族奴隶制政权的侵略势力，并曾一度取得“熙河战役”（熙宁五年，１０７２）的重大胜利，使宋夏边界的形势初步改观。尽管后来在“灵州战役”（元丰四年，１０８１）、“永乐战役”（元丰五年，１０８２）中遭到严重损失，但终神宗之世，北宋对西夏的抗战态度是坚决的。不料神宗死后，哲宗以幼龄即位，由高太后听政，旧党上台，却尽反王安石变法时之所为，对西夏的侵略采取投降姿态。元元年（１０８６）春，司马光公然提出要把米脂、浮图、葭芦、安疆等西北边防要塞拱手让与夏人。刘挚、苏辙、范纯仁等随声附和，文彦博更主张连同熙河路全部地区以及兰州等战略要地一齐奉送。一时间，投降空气甚嚣尘上。身为下级军官的贺铸，人微言轻，又在远离京城的地方上供职，自然不可能有机会登陛廷对，慷慨陈词，留下彪炳史册的忠言谠论；可是他将自己英雄报国无战场的一腔抑塞不平之气，吐而为词，表达了人民和爱国将士迫切要求反抗侵略、反对投降派的强烈呼声，在以轻音乐为主的北宋乐章磁带上，录下了振聋发聩的一声雷鸣。下面，就让我们去追寻这一道闪电运行的轨迹吧。和北宋绝大多数著名词家不同，贺铸出生在一个“以才武显” 的军人世家（宋程俱《宋故朝奉郎贺公墓志铭》），从他的七代祖贺景思一直到他的父亲贺安世，共七世担任武职。贺铸本人的长相与性情也颇威武豪放，他“仪观甚伟，如羽人剑客”（程俱《贺方回诗集序》），“貌奇丑，色青黑而有英气，俗谓之‘贺鬼头’”（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），“豪爽精悍”（《墓志铭》），“少时侠气盖一座，驰马走狗，饮酒如长鲸”（《贺方回诗集序》）。他的仕宦生涯，也就从武职开始。神宗熙宁元年（１０６８）或二年（１０６９），词人十七八岁，离开家乡卫州共城，来到首都东京，靠着门荫，当上了一名低级侍卫武官。从熙宁初至熙宁八年出监临城县（今河北临城）酒税日止，词人在东京过了六、七年倜傥逸群的侠少生活。本篇上阕就是对这一段生活经历的追忆。 “少年侠气，交结五都雄”两句化用李白《赠从兄襄阳少府皓》诗“结发未识事，所交尽豪雄”及李益《从军有苦乐行》“ 侠气五都少”句。按汉以洛阳、邯郸、临淄、宛、成都为五都，见《汉书．食货志下》；三国魏以长安、谯、许昌、邺、洛阳为五都，见《三国志．魏书．文帝纪》刘宋裴松之注引《魏略》；唐以长安、洛阳、凤翔、江陵、太原为五都，见《新唐书．肃宗纪》；这里则泛指北宋的各大都市。此二句是整个上阕的总摄之笔，接着就扣紧了“侠”、“雄”二字来作文章。 “肝胆洞”至“矜豪纵”凡七句，是概括地传写自己和伙伴们的“侠”、“雄”品性：他们肝胆相照，极有血性和正义感，听到或遇到不平之事，马上怒发冲冠；他们性格豪爽，侪类相逢，不待坐下来慢慢细谈（“立谈”，语出汉扬雄《解嘲》：“或七十说而不遇，或立谈间而封侯。”谓站立而谈，喻时间很短暂），便成为生死之交；他们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答允别人的事，决不反悔（“一诺千金重”，语出《史记．季布栾布列传》：“楚人谚曰：‘得黄金百斤，不如季布一诺。’”又唐虞世南《结客少年场行》：“结友一言重。”李白《叙旧赠江阳宰陆调》诗： “一诺许他人，千金双错刀。”），推祟的是出众的勇敢（“翘勇”，《说文．羽部》：“翘，尾长毛也。”引申为突出义），并且以豪放不羁而自矜。 “轻盖拥”至“狡穴俄空”凡九句，则是具体地铺叙自己和俦侣们的“侠”、“雄”行藏：他们轻车簇拥，联镳驰逐，出游京郊（“斗城”，汉京城长安的俗呼，因其城南为南斗形、北为北斗形而名，见《三辅黄图》。此处借指北宋东京）；他们闹嚷嚷地在酒店里豪饮，似乎要把大海喝干（“春色”，唐吕岩《七言》诗：“杖头春色一壶酒。”“垂虹”，南朝宋刘敬叔《异苑》：“晋义熙初，晋陵薛愿，有虹饮其釜澳，须臾＊响便竭。愿辇酒灌之，随投随涸。”）；他们间或带着鹰犬到野外去射猎，一霎间便荡平了狡兔的巢穴（“白羽”，白羽箭。“狡穴”，《战国策．齐策》：“狡兔有三窟。”）。上两个层次，既有点，又有染；既有虚，又有实；既有抽象，又有形象：这就立体地向我们展现了一轴弓刀武侠的生动画卷。夏敬观《手批东山词》赞曰：“雄姿壮彩，不可一世。”无限神往，可谓情见乎辞了。上阕末句“乐匆匆”三字，下阕首句“似黄梁梦”四字，是全词文意转折、情绪变换的枢纽。青少年时代的游侠生活朝气蓬勃、龙腾虎掷，虽然欢快，可惜太短促了，好象唐传奇《枕中记》里的卢生，做了一场黄梁梦。寥寥七字，将上阕的赏心乐事连同那兴高采烈的气氛收束殆尽，骤然转入对自己二十四岁至三十七岁十三年来南北羁宦、沉沦屈厄的生活经历的陈述，急泪迸流，一发而不可收。 “辞丹凤”至“忽奇功”十句：“辞丹凤”，截用唐东方虬《昭君怨》诗“掩泪辞丹凤”。“丹凤”即“丹凤城”之省，宋赵次公注杜甫《夜》诗曰：“秦穆公女吹箫，凤降其城，因号丹凤城。”诗词中每以喻指京都。词人于熙宁八年（１０７５）离京出监临城酒税，任满后回京；元丰元年（１０７８）改官滏阳（今河北磁县一带）都作院（管理军器制造的机构），任满后于元丰四年（１０８１）回京；旋于次年七月赴官徐州宝丰监（采铜铸钱的矿区），任满后于元元年（１０８６）二月回京；又于次年十一月赴官和州。本句即谓此四次辞别东京。“冗从”，《汉书．枚乘传》颜师古注：“散职之从王者也。”词人出任各地差遣时，官阶为右班殿直至西头供奉之间的低级侍卫武官，其性质略相当于汉代所谓的“冗从”。“弁”句化用汉李陵《答苏武书》：“猛将如云。”“弁”，本谓武将的官帽，此处代指武官。这一段文字大意是说：离开京城到外地供职，乘坐一叶孤舟飘泊在旅途的河流上，唯有明月相伴。官品卑微，情怀愁苦，陷入了污浊的官场仕途，如鸟在笼，不得自由。象自己这样的武官成千上万，但朝廷重文轻武，只将武士们支到地方上去打杂，劳碌于案牍文书堆里，不能够杀敌疆场，建功立业。十来年的郁积，一肚皮的牢骚，不吐不快。因此这十句恰似黄河决堤，一浪赶过一浪。起先还只是嗟叹个人的怀才不遇，继而扩大到替包括自己在内的众多武士呐喊不平，终于把锋芒指向了埋没人材的封建统治阶级上层。随着词人激愤情绪的一步步高昂，词的主题也在不断地深化。至“笳鼓动”六句，全词达到了最高潮。“笳”和“鼓”都是军乐器，《渔阳》则是军乐曲。隋薛道衡《奉和月夜听军乐应诏》诗：“笳声喧《陇水》，鼓曲噪《渔阳》。”《思悲翁》本也是武曲名，《晋书．乐志》：“汉时有《短箫铙歌》之乐，其曲有《朱鹭》、《思悲翁》……，多序战阵之事。”这里词人一语双关，“悲翁”又是自呼，他在《答致仕吴朝请潜登黄鹤楼见招》一诗中写道：“城隅黄鹤莫登临，端使悲翁动楚吟。”可证。古人每每中年称“老”称“翁”，贺铸元三年诗中自称“老生” （《游金陵雨花台》）、“老夫”（《黄埭魏氏见江亭》），可与本词对参。“天娇”，《汉书．匈奴传》：“胡者，天之骄子也。”后人因以称北方少数民族。元三年三月，夏人入侵德靖砦，同年六月，又侵塞门砦。这消息传到僻远的和州，大约已经是秋天了。如果说，在太平时节，军人不能得到重用，还情有可原的话，那么，现在正是国家和民族的多事之秋，英雄总该有用武之地了吧？然而，朝中投降派当道，爱国将士们依然壮志难酬。词人痛心地写道：军乐吹奏起来了，边疆上发生了战事。想我这悲愤的老兵啊，却无路请缨，不能生擒西夏的酋帅，献俘阙下，就连随身的宝剑也在秋风中发出愤怒的吼声！晋王嘉《拾遗记》： “帝＊顼有曳影之剑，……未用之时，常于匣里如龙虎之吟。” 词人用这典故，分明是以剑喻人，它象征着自己和一切热血男儿，一“吼”字，“吼”出了爱国军人报国无门的满腔义愤，真是掷地能作金石声！千载之下，生气犹凛凛然。至此，一个飞鹰走狗的五陵侠少，已经完成了他向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的仁人志士的转变，形象更高大了，更丰满了；词中表达的思想感情，也升华到了爱国主义的境界高度。最后三句，紧承上文，由浪峰沿自然之势作降落滑行，变激烈为悲凉，在火山喷薄后的平静中结束了全篇。“登山”句截用宋玉《九辩》：“登山临水兮送将归。”“手寄”句似从魏嵇康《酒会》诗“但当体七弦，寄心在知己”句化出。“桐”，桐木为制琴的最佳材料，故以代琴。此句与下“目送”句联属，又是翻用嵇康《赠兄秀才入军》诗：“目送征鸿，手挥五弦。”句句都与送别有关。因此，本篇很可能是写来为一位友人赠行的，谓自己既不得志，只能够满怀恨恨然之情游山逛水，拊瑟送客，以此来作为宣泄了。读完这首词，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乐府古题《结客少年场行》。宋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引《乐府解题》曰：“结客少年场，言轻生重义，慷慨以立功名也。”又按曰：“言少年时结任侠之客，为游乐之场，终而无成，故作此曲也。”贺词显然是用此题材而实之以自己的真情切事，内容及情调亦近似于《乐府诗集》所录南朝宋鲍照、梁刘孝威、唐虞世南、虞羽客、卢照邻《结客少年场行》诸作，又与汉曹植、南朝宋袁淑、齐孔稚圭、梁徐悱、隋王胄、唐李白《白马篇》，王维、王昌龄、张籍《少年行》，梁何逊《长安少年行》，唐郑锡《邯郸少年行》，崔颢《游侠篇》，晋张华《壮士篇》等相类。不同的是，上举各篇除曹植、张华两篇外，一般都是因古题而制文，且均为第三人称叙述口吻。当然，个中也有些优秀作品寄托着作者本人靖边报国的赤诚，但假托他人，又何如以自己的喉管直吁胸中浩气呢？贺词的真切感人之处，恰在于此。自唐五代以迄北宋，文人词中多倚红偎翠之作，极少直接反映国家和民族的大事件。北宋开国伊始，就不断遭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武装侵略和军事威胁。可是在北宋词人笔下，涉及反侵略内容的词作，今仅见十余首，只占现存北宋词总数的千分之二、三。而象贺铸这样以戎马报国、抵御外侮为主题，并用第一人称唱出的爱国主义壮歌，又只苏轼一首《江城子》（密州出猎）可以伯仲。“会挽雕弓如满月，西北望，射天狼！”苏词壮则壮矣，却没有贺词中那一股抑塞郁愤之气以及对投降派的强烈控诉。当然，苏词作于抗战派王安石执政的熙宁年间，我们不应撇开具体的历史背景去吹毛求疵。但苏轼是活到了徽宗即位的，哲宗元 时期投降派猖獗一时，《东坡乐府》中却不见指斥之作，无论是未作抑或作而今佚，都不能不说是一件撼事！因此，贺铸这首《六州歌头》在北宋词坛上就显得格外珍贵了。说她是“铁树之花”，似乎并不过分。事实上，靖康以前，忧时愤事而能与后来岳飞、张元＊、张孝祥、陆游、辛弃疾、陈亮、刘过、刘克庄等抗衡的爱国词作，特此一篇而已。在艺术上，本篇不但以笔力雄健警拔、神采飞扬腾翥见长， “不为声律所缚，反能利用声律之精密组织，以显示其抑塞磊落，纵恣不可一世之气概”（龙榆生《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》），也是一大显著特点。本调长达三十九句、一百四十三字，同时代人刘潜、李冠所作，只叶二十九韵，且其中还间入三部不同的仄韵；而贺词却平上去三声通协，连珠炮似地一气用韵三十四句，句短韵密，急管繁弦，读起来恰如天风海雨，飘然而至，惊涛骇浪，彼伏此起，激越的声情在跳荡的旋律中得到了体现，两者臻于完美的统一。龙榆生先生赞美词人“在东坡、美成间，特能自开户牖，有两派之长而无其短”（出处同上）。如果这是指苏轼词豪放而不屑守律，周邦彦词调谐而稍欠风骨，贺方回词却能兼顾两头，虽作壮词也不隳音乐声韵之道，甚且要求更加严格的话，我们应当承认，他的意见是有一定道理的。